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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生最高之理想,在求达于真理”

2021-05-31 1700 人民网、河北日报

回首建党百年风华,铭记燕赵历史荣光。一代代燕赵优秀儿女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,赴汤蹈火、矢志不移,用鲜血乃至生命书写了慷慨激昂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。

李大钊、马本斋、戎冠秀、马万水、李保国……他们年代不同、职业各异,都有着同样的身份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他们的坚定信仰、伟大人格,永远值得我们学习;他们的英雄事迹、崇高精神,永远激励我们前行。

本报今起开设《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——燕赵追梦人》专栏,带您走进这些革命英雄、建设楷模、时代先锋的逐梦故事,进一步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。

敦厚的长方箱体默守在历史的一隅,橙黄的原木色泛着岁月打磨后的柔光。在位于唐山市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,有一对自广州辗转而来的樟木书箱。

“这对樟木书箱是李大钊到广州参加国民党‘一大’时买回来的,是大钊先生促成国共合作的历史见证,也是国家一级文物。”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告诉记者,当时因为参加国民党“一大”期间文献资料积累日多,李大钊又有购书、藏书的爱好,在广州也买了很多书籍,便专门购买了这个樟木书箱,把重要的文献资料、书籍都放在里面。

记者在展厅中看到,这两只樟木书箱形状和大小基本相同,箱体木质纹理清晰,箱盖四角青铜包嵌,箱的两侧各有一只铁质提手。其中一只箱体的一角处,当年托运单上的字迹依稀可辨。

史料记载,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,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。为了中国革命的早日成功,在1922年党的“二大”上,中共中央提出了统战构想。从1922年到1924年间,李大钊代表党中央三赴上海、两下广州、五跨长江,为促成国共合作,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日夜奔波。1924年1月,国民党“一大”召开,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,也是共产党人中唯一一个主席团成员。

“这对书箱不仅是革命先驱‘务实求真理’的陪伴者,也是一代伟人‘读书求真知’的见证者。”于海英说,李大钊的一生,除为革命奔走外,许多时间都伴着黄卷青灯,埋头苦读,伏案疾书。

李大钊读书具体数量已不可考,但有资料显示,其著述400余篇,百万余字,引用国内外书刊500余种。仅自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,李大钊发表的论文、演讲、杂文、讲义等就有140篇,平均每6天发表一篇。

李大钊博通典籍、深思好学。少年时,他的私塾先生曾这样评价:“嗜读书手不释卷,博闻强记,品学兼优。”中学时的同学这样回忆:“生性俭易,聪爽绝伦,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字,手把一编,日无暇息。”

在李大钊纪念馆第一展厅,记者看到李大钊九岁时手抄的《重译富国策》。《重译富国策》是介绍西方富国强兵的一本书,大钊读后深受影响,并抄下了其中的洋洋万言。

于海英说,受新思想影响,李大钊少年立志,自幼便树立起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。正如他在《狱中自述》中所写:“钊自束发受书,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。”

书中自有真理在。李大钊说,“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,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。”他认为,“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与真实,只要有了光明与真实,什么东西,什么境界都不危险”。他表达心声:“人生最高之理想,在求达于真理”。他认定“不驰于空想,不骛于虚声,以此态度求学,则真理可明;以此态度做事,则功业可就。”

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,他的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是我国最早介绍和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;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,是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。《晨钟报》、《甲寅》日刊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、《新生活》周刊……一份份泛黄的报刊,一篇篇激情飞扬的文章,记录着这位革命先驱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。

作为爱书之人,李大钊一生藏书非常多。英勇就义之前,他对“身后事”进行安排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些“宝贝”。他曾在《狱中自述》中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:“钊夙研史学,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,如已没收,尚希保存,以利文化。”

“李大钊牺牲后,夫人赵纫兰把这对樟木书箱带回了乐亭老家,之后一直在故居存放,直到李大钊纪念馆开馆后进入展区供参观。”赵纫兰的侄孙、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告诉记者。

樟木书箱不仅能防蛀虫,而且浓郁的香气沁人心脾,经年不散。而李大钊,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,从“五四”呐喊划破长空,到绞刑架上从容就义,一袭长袍,两撇黑须,在漫漫长夜里,高擎起火炬,在旧中国最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,以在中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、为信仰敢于牺牲的精神,成为一切革命者的典范。